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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众面临的五大主要生活开销类别——住房、食品、医疗、育儿和能源——其价格早在贸易摩擦前就已持续攀升。食品等基本生活品价格上扬正引发民众担忧，而关税成本中仅有约20%传递到了消费品价格上。

可负担性正成为全美新的普遍焦虑话题。无论身处纽约市长选举的选战，还是观察大型零售商疲软的销售业绩，不同立场的美国民众都面临同样现实：生活费用的增速持续高于收入增长。前期有官员将可负担性问题称为“骗局”，但事实上，没有哪位从业者能将其简单地视作“虚假议题”。超市商品标价与租金账单上的数字压力是真实的——这些每天都在被美国民众亲身感受。

关税并非生活成本攀升的首要原因，真正的驱动因素是在关税上调前就早已根深蒂固的美国国内结构性问题，这些核心症结恰恰位于美国经济模式的中心地带。

生活成本危机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住房、食品、医疗、育儿和能源，堪称“难以负担的五大项”。自2019年以来，这些类别的价格涨幅显著超过家庭收入增速，且当中没有一项与关税存在直接关联。

以住房为例，自2019年以来，居住成本（包括租金和按揭）累计上涨近34%，超出家庭收入增速逾12个百分点。原因显而易见：千禧一代与Z世代不断涌入沿海都市，而当地住房供应受到区划法规、审批延误以及政治受欢迎却损害经济的冻结租金等政策的人为限制。例如纽约市，超过5万套公寓处于空置状态，因为房东依法无法收取足以覆盖装修成本的租金。在建筑成本攀升时冻结租金，不仅无法降低住房成本，反而削弱了房屋维护或新建的意愿。

食品领域情况相似。美国普通家庭的主食肉类与蛋类价格大幅上涨——牧场经营者多年盈利困难导致牛群规模缩减，2022年的旱灾更是令形势雪上加霜；禽流感则致使数百万只母鸡死亡，蛋价一夜之间翻了四倍。这些价格冲击虽在逐步缓和，但尚未完全消散，而关税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发挥作用。

医疗与育儿领域也呈现出相同规律：需求过旺而供给不足。育儿成本因劳动力市场薪资上涨及结构变化，其增速比整体通胀高出10个百分点；医疗保险费用，尤其是小企业和ACA交易所参保者所面临的情况，则出现了明显跳涨。同样，没有任何关税应为此负责。

能源价格或是证明国内挑战而非贸易政策推高物价的最有力案例。美国电网建设未能跟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电气化带来的需求激增。在东部部分地区，新电源接入电网需要耗时八年之久。这种瓶颈推高了所有用户——包括家庭、制造商和企业——的电价。

与此同时，在汽车、自行车、洗衣机等已加征关税的领域，价格涨幅反而低于整体通胀水平。这是因为耐用品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激烈竞争，自行吸收了大部分关税成本，未将其转嫁给消费者。根据摩根大通经济学家的估算，仅约20%的关税成本体现在消费价格上，所谓“关税推高通胀”的说法因此缺乏有力证据。

如果关税并非症结所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真正的原因在于美国工业基础的长期侵蚀，以及劳动力结构、能源体系和区域经济未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系统失灵。

数十年来，美国鼓励年轻人攻读四年制学位，同时却削弱了那些能提供更高薪酬、福利和长期职业发展路径的工业岗位。其后果在纽约等城市清晰可见——零售员、餐厅服务员和保安这三种最常见的职业，其收入还不及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半。这些美国民众的困境并非关税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所能获得的工作报酬无法支撑其工作所在地的生活成本。

解决负担能力危机的长期方案并非一味压制价格（这总会导致短缺），而是要通过重建生产能力和拓展高薪工作机会来提高收入。首先需从解决最突出的供给限制入手，比如美国亟需扩建从变压器到高压输电线路在内的电力基础设施。这些并非意识形态之争，而是现代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更多电力产能将加速人工智能革命，从而提升生产力和收入。这些领域恰恰是可以通过明智的激励措施和针对性关税实现国内制造业繁荣的阵地。

美国政府近期取消农产品关税的举措是明智做法。但关税重点应更聚焦于那些能够通过重建国内产能来提升工资水平、扩大供给并降低长期成本的产业，例如电力设备、药品以及关键制造业原材料领域。

美国国内深层次的可负担性危机，暴露了其经济供给侧的脆弱性。这不仅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更是影响美元资产吸引力和汇率基础的宏观经济命题。从DBG盾博官网登录查看相关走势变化，可见市场对这一经济结构隐忧的关注。近期，美元指数在99.00附近呈现窄幅震荡，此前一度触及近五周低点98.77。

在问题得到切实解决之前，它将是悬在美元头顶的一个长期结构性利空因素，其影响力会通过与美联储政策互动、影响长期增长预期和资本流动等方式持续释放。

（美元指数日线图，来源：网络资料）

负担能力危机无法通过权宜之计解决，这需要长期承诺、战略投资以及对价格驱动因素的清醒认知。正如知名投资者的名言：“今日有人能在树荫下乘凉，只因很久以前有人栽下了树木。”

更新于北京时间11:31，美元指数现报99.04。